我从数学基础中一个叫做理发师困境的逻辑悖论说起。十九世纪末，康托（Cantor）在当时数学界极度怀疑的态度下发表了他著名的集合论，改变了数学的面貌，但就在他的理论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一些逻辑悖论被发现了，其中最广为人们所知的是罗素（Russel）悖论。罗素悖论在数学中有精确的叙述，但为了让这个悖论更容易被理解，罗素用日常生活语言叙述了这样一个理发师的困境：某个村庄有个理发师，有一天他宣布，他将给并且只给村庄中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于是有人问理发师：“你是不是给你自己理发呢？”理发师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不可自拔，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么按照他所宣布的，他就不该给自己理发，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他又必须给自己理发。

罗素悖论和其他悖论的出现让数学家对数学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以致在不久之后便有了数学基础的三大派别。但数学家很快解决了罗素悖论和其他悖论带来的问题，而以后一百年间数理逻辑的进展使得这些问题和以后发现的更深刻的问题（比如哥德尔定理等等）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从后来的发展我们知道，罗素悖论和其他的集合论悖论说明我们在定义什么是集合的时候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小心行事，才能保证我们的数学体系没有矛盾。

罗素悖论的出现说明，即使是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也不见得在严格细致的检验面前每次都过关。这种对任何人、对任何尚未经过严格检验的结论都毫不留情地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正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是科学区别于伪科学最重要的标志。科学界对待任何新结果的态度都是想方设法去证明这个结果是错的，而不是欢呼科学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只有经过这种最不信任的、最严格的、甚至有些残酷的考验，在大家不得不承认自己非但无法证明这个结果是错误的，反而给出了更多支持这个结果的证据之后，这个结果才会为科学界广泛接受。科学家在验证一个新结果的时候，最能让他们兴奋的不是按照预期得到结论说这个结果的确是对的，而是发现他们试图验证的结果是错的，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典型的科学精神。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否认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近几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科学的成功有其必然性，因为科学的目标是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了遵从某种信仰或者为某些人的统治制造根据。从这个目标出发，科学家在接受任何一种理论之前，都会用极为严格的标准检验这一理论。对自然科学，检验的标准是和实验的相符合程度；对社会科学而言，检验的标准是和社会调查、统计数据、历史记录以及用其他方法观察社会得到的信息相符合的程度；对数学科学而言，检验的标准是逻辑上严格的证明。用外行也能看懂的话来总结，大致意思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人因此便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成是科学的特征了。

不过认真思考的人会发现，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科学的特征有很多问题，

因为很多不是科学的理论其实也同样可以用这个命题证明自己找到了真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人去赌场用吃角子机赌博。在投币之前他宣布，我投下去一定赢。虽然他投下去赢的几率要比输的几率小很多，但赢的几率还是不小的。如果此人的确赢了，他也可以就此结果宣布他有预测输赢的能力，因为实践的确证明了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其实，对中国人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在于推动了七十年代末的一场政治较量，在观念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受了三十多年消灭资本主义教育后的人们仍然能够接受的根据，但对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并不能提供有用的判断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在科学界，一个新的结果出现时，所有其他人想做的都是希望找出错来，只有经过这种严酷考验的新结果才能最终生存下来，为科学界所接受。这样一个每个研究科学之人必然要经历的、却并不怎么为外人所知的过程，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奥地利哲学家波普（Popper）提出的可证伪性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认为一个科学理论一定要给出可证伪的命题（意思是一些可以让大家去验证对还是错，绝不模棱两可或者含混不清的的命题），而且一旦这些命题被证明是错的，大家会公认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波普注意到可证伪性是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有一门学科是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任何新提出的理论的话，这个学科就是一门科学。如果一门学科中的理论是否被接受和这个理论是否能给出可证伪命题无关的话，这个学科就不是科学。如果一们学科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其中的理论却是不可证伪的话，这个学科就叫做伪科学。波普的可证伪性已经成为科学界广泛接受的一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物理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一个物理理论要得到承认，都必须提出一个实验可以判断是对还是错的命题，并且宣布，如果这个命题是错的，那么这个理论就是错的。

按照这个标准，哲学不是一门科学。一个哲学理论只要自洽即可，并不需要提出一些可供检验的命题。历史上很多哲学理论都可以被找出和客观世界并不符合的毛病来，但这些毛病丝毫无损这些哲学理论的伟大。同时因为哲学从来不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所以哲学虽然不是科学，却也不是伪科学。

我要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困境在于，当我们用这个科学界广泛接受的标准来判断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发现，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时，按照上面的可证伪性标准，马克思主义却是伪科学。按照中国学校所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真相信的还是假装相信的，不管是真懂的还是不懂装懂的）从来不愿提出一些可证伪的命题来，更不愿意宣布，如果这些命题被证明是错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错的。我们所看到的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永远不会错的，错的都是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都是含混不清的，如果有个命题被清楚地写下来并且被事实证明不成立的话，马上就会被说成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显然，从上面所说的科学界广泛接受的可证伪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又因为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所以它又是一门伪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波普提出可证伪性理论时所给出的伪科学的两个主要例子之一（另一个是佛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于是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困境：它既是科学，又是伪科学。我们知道，一门学科不可能既是科学，又是伪科学的，这就是困境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困境并不存在于现代化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也好，伪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都有相同的存在权利。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提出可证伪的命题，可以不必再宣称自己是科学。现代化的社会里，不是科学的各种宗教（包括在中国可能被认为是邪教的教派）常常比科学更得到人们的青睐。现代化社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伪科学存在，除了无法申请到政府的科学基金外，这些伪科学的号召力常常不比科学差。另一方面，一门学科是否科学要看科学界的判断，而不是看这门学科是怎么宣称的。

但在中国，情况却不同了。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人民早已认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说原来那种失败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困境源于中国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马克思主义教条，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科学。记得以前在复旦读硕士，必须要上一门叫自然辩证法的政治课。那个老师对自然科学基本上什么也不懂，却口无遮拦地贬低做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们。最可笑的是他硬说宇宙一定是无限的，还弄了一个几百年前不懂现代科学的西方古人的乱七八糟证明来。下面听课的学生有很多物理系的，而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是理论物理专业的必修课。我虽然是数学系的，但学的是微分几何，是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基础，那时最感兴趣的正是广义相对论中彭罗斯（Penrose）和霍金（Hawking）关于宇宙学和黑洞的奇点定理。听到这种老师在课堂上如此张狂地胡说八道，而我们却被强迫一定要学完这门课，而且还要按照老师的观点通过考试，无法不摇头感叹。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会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潮，一种信仰，但绝不是一门科学，如果硬要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恰恰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和星座学、算命理论类似的伪科学。其实将近三十年前，在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已经从课外阅读研究过波普的理论了。我现在所说的看法，除了因为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而对科学的看法深入很多之外，也就是我那时的看法。在那个年代里，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是2009年了，中国大学的必修课里仍然有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理科研究生仍然要上自然辩证法。和我有同样看法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不能和我一样自由地表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为了通过考试取得学位，他们还是要和我当年一样，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按照书上的教条说一些自己绝不相信甚至强烈反对的话。这是中国知识界最大的悲哀之一。